明朝对于统一爵位,也有世爵和流爵之分,以军功大小而定。
世爵可由嫡长子、嫡长孙代代继承,而封流爵的功臣死后,不得世袭,子孙只能世袭高级武官。
而且,明朝爵位与前朝最大的区别就是,封爵不再有具体的封地,只有爵位和禄米,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异姓公侯起兵谋乱的可能。
明朝中后期,武将封爵的极少极少,死后追封的不算。
而凭崇祯的吝啬劲儿,自然不会封世爵,毛文龙的平西侯就是一世而终。
即便如此,崇祯还觉得已经是极大的施恩于臣。
口述完旨意,由宫人转交内阁副署,崇祯又坐回龙椅,喝着茶水,缓缓说道:“郭大靖所请,在秦皇岛和天津设专用码头,朕也准了。”
王承恩应承着,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。经过此次跨海勤王,崇祯和很多大臣都认为以后可能还有借助东江军的可能。
建虏虽遭重创,但再次绕道入关的可能性,还是存在。
蒙古诸部也不可不防,虎墩兔在宣大边外就不消停。当然,这和崇祯断了市赏有此关系。
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。很多支持者认为这是明王朝无愧于最后的脊梁,宁可站着死,也不跪着生。
其它的还有不和亲、不赔款、不割地、不纳贡,都被称为明朝刚硬不屈的优点。
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,说是国门守天子,也不为过。其实,这也是定都北京的弊端之一。
依托北方长城作为防线,虽然比较经济实惠,但却缺乏战略纵深。在建虏入寇之前,土木堡之变,俺答侵扰,都曾对京城构成过威胁。
而且,因为北京是大明都城,导致大量部队不得不向京城集结收缩,也削弱了边防的力量。
京城有危,皇帝受惊,这是最大的事情。
皇太极就是看到了这一点,率军绕道入关后,直取京城,导致各地驻防军以及各路勤王军只能尽快向京城靠拢,整体布防陷入了被动之中。
从这方面来讲,崇祯对东江军的行动还是颇有微词,心中有些不痛快的。尽管毛文龙和郭大靖编出了理由,崇祯和诸臣也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。
要知道,尽管东江军的行动,从战略战术上讲是正确的,但天大地大,政治正确才是最重要的。
只有不顾一切地前来勤王,才是忠心不二的表现。至于是否最有利,能不能取得胜利,都是次要的。
武将们也想得清楚,哪怕因此而被敌人击败,也比皇帝秋后算账要好。
正因为崇祯心存芥蒂,才没下旨宣郭大靖入京。同时,对于东江军,崇祯也有着防范之心。
袁崇焕和关宁军的行为,给崇祯敲响了警钟。朝廷对外镇军队的约束力,经过此次大变,已经能看出薄弱的迹象。
关宁军已经形同听宣不听调的军阀,东江军又能好到哪去?在以往,东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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