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,社会的运转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。
孙权的地盘上虽然有**的冶山、扬州的大小铜山,不缺资源,但缺劳动力,尤其是从事开采和冶炼这些重体力的劳动力。
孙权曾派手下大将卫温去宝岛,不是去占地盘,而是掳掠劳动力,可见当时缺人缺到何种程度。
人少,盘剥对象也就少,造成东汉末年各个割据势力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困难,整个社会闹钱荒,货币市场出现了五花八门质量低劣的“恶钱”,如董卓的“榆荚钱”,还有民间的减重五铢、剪边五铢、侵轮五铢等等,总之就是尽量把一个钱变多个使用。
靠铸大钱解决财政困难的,先是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蜀国,汉献帝建安十九年,刘备攻打益州,为解决军需,铸“直百五铢”。
用铸造两个五铢钱使用的原料铸出的钱,却要当五铢钱的一百倍使用,这实在和抢钱无异。
不过,先明这种把一个钱变着法当若干钱使用的“面值货币”的人,并非刘备,而是王莽。
王莽在西汉居摄二年第一次改革货币,行了大钱、契刀、错刀三种大面值新货币,分别折合五铢钱五十、五百和五千,此后多次“币改”,各类大面值货币改头换面,却始终存在。
当时有批评者指出,他铸造的大钱“大泉五十”重不过十二铢,却要当五十倍使用,因此王莽的货币改革被人贬为“瞎胡闹”。
由于钱币不断减重,相邻的蜀地又通行起虚值当百钱,铸造自己的货币成为吴国当务之急。
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权传》有两项记载:一是“(嘉禾)五年春,铸大钱,一当五百。”二是“赤乌元年春,铸当千大钱。”
就当时来看,孙权至少铸造过这两种钱。
孙权的“大泉当千”是继王莽之后铸造的又一虚值大钱。
目前所现的“大泉当千”钱,最早的铸于公元238年,最晚是公元246年,早期的较重,也不到三十五铢,后期的则不足二十铢。
历史上往往钱币减重或者大额钱币的出现,都会引起私铸(投机行为)。
刚开始,官方铸造的“大泉当千”径一寸四分,重十六铢,还比较规矩,像个样子。
后来,你也铸,我也铸,一不可收拾。
而私铸钱更恶劣,有缩量的,有减重的,恶劣到家的甚至有铸出来的“大泉当千”钱只比普通五铢钱大一点,重一克多,却要当一千个普通五铢钱用。
***间更有仿制盗铸的“大泉二千”、“大泉五千”钱,造成今天泉界收藏的“大泉当千”版别繁多,五花八门。
事情到了这一步,不闹出恶性通货膨胀才见鬼了。
据说当时有些商贩们根本不敢收铜钱,索性恢复了物物交换。
值得一提的是,张天元手里的这枚“大泉当千”,是在洛州省登封县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拣选的。
这是刘金宝的爷爷收来的。
登封在中原腹地,属曹魏地盘,离魏国的国都洛阳很近。
令人称奇之处正在于此,“大泉当千”怎么会跑到敌国的腹地来?
一个解释是,当时“大泉当千”铸造的数量很大,难免有漏网之鱼;
另一个解释是,当时各个敌对政权之间贸易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,铜钱实在太重,如果有大宗交易,一个钱当一串钱花的大钱携带方便,偶尔用一个,也是有可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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