杏花相映成趣,笔法意趣均深得丹青之妙。
经过一番仔细的鉴赏,张天元基本上可以确认,这的确是一件雍正年代的抱月瓶。
而且正是那件在香港佳士得被将近四千万港元拍走的东西。
看到美妇瞅着自己,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张天元笑了笑,已然心知肚明了。
对方分明是知道这东西是真品,特意拿来考教自己的,如果不能把这价格压倒自己可以接受的水平,那今天他就算是白来一趟了。
想到这里,他说道:“这东西的确是好东西,但如果按照拍价,未免太贵了一些,我或许买不起啊。”
“哦?你看出来这东西的真假了?”
美妇笑着问道。
“这位女士说笑了,我虽然不敢擅称专家,但好歹也是个侵淫其中已久的收藏行家,自然是看懂不少东西的,雍正帝最喜欢的这种花鸟抱月瓶,我能不知道吗?”
张天元笑道。
“花鸟怎么就好了?”
美妇问道。
张天元没有回答,反而看向了李云璐。
“答得满意,再给你打折。”
李云璐分明就是不把钱当钱啊,又或者这东西本就是她父亲从别人那里巧取豪夺来的,所以她根本就不在乎。
张天元听到她这话,笑道:“早于六朝,「绘画已采用花、鸟」合而为一的题材。
传世作品虽少如寥寥可数,但史料中至少曾提及两位晋代花鸟画家;时至唐代,花鸟画更俨然自成一家。
文献中大约载录了二十名唐代花鸟画家,边鸾活跃于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便是一例,其风格或可视为黄筌画风的前身。
在某种意义上,这些早期花鸟画家对唐代陶瓷花鸟纹饰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。
早于新石器时代,仰韶文化陶瓷的纹饰中已出现独立的动植物描写。
商周以至汉代,间或也有采用这类题材,但到了唐代,由于人们对自然题材兴趣渐浓,所以花鸟也渐以生动和谐的组合,出现于陶瓷乃至织绣品、錾花金属器及其他材质的纹饰题材之中。
湘南沙城铜官窑的彩绘器物,应是最广泛采用花鸟题材的例子之一。
该窑址1979年出土的执壶中,以花鸟为饰者约占七成。
这些纹饰以铁褐、铜绿或铜红各色绘成。
颇堪玩味的是,沙城铜官窑器物的花鸟纹饰多用铁褐色细线绘成,较粗的线条则用铜绿或铜红色描画。
这些花鸟纹在胎体所划细线的衬托下,构成了生动活泼、妙趣横生的画面。
时至宋代,崔白等艺术家长于细笔勾勒,其作品益发生动传神,这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写生技法,亦使绢本和纸本花鸟画的发展攀上了新的高峰。
就此可证诸宣和年间收录宫廷藏画的宣和画谱,书中阐述花鸟画题材及其重要性的篇幅便有五卷之多。
据毕嘉珍统计,书内引述16名画家的作品中,标题有「梅」者共54幅。
据分析,梅花这一题材日益流行,恰好与花鸟画的兴起不谋而合。
显然,以花鸟为题的平面和立体作品中,不乏立于盛放梅枝的鸟儿描写,而这正是本拍品其中一面器腹的纹饰题材。
北宋徽宗本身是一名卓越的书画家,亦是翰林画院的创办人。
花鸟画是他心爱的艺术题材之一,他有几幅传世的花鸟画,其画工格外细腻逼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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